对中国而言，这种“史无前例的跃进”不但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新闻传播中。

首先，更多的外国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报道中国。

有人曾用“少而偏”来概括国外媒体长期以来的涉华报道，这基本上反映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有学者曾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过一次内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报纸所传播的讯息是消极的”③ 由于中国与世隔绝得太深太久，这种“消极”报道的音调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因直接采用西方通讯社的稿件，其媒体也就应和着这股音调，形成了一种传播上的定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各国媒体涉华报道“少而偏”的情形逐渐得到改变。美国肯特大学中美问题专家评论道：“以往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现在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全都有了，正面的、客观的报道也随之增多，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④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近年来，德国媒体对中国全面、客观的报道多起来了，甚至在报纸上可以见到“我们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些什么”的字样。对于一向居高自傲德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在日本，以“中国”为主题的中、日文网站日益增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形象也更加真实、鲜明地展现在日本人和在日中国人面前；在印度，自今年６月瓦杰帕伊访华后，“中国报道铺天盖地”，６月23日，印度影响最大的月刊《今日印度》在其72版的篇幅内，竟有20版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的集中报道。据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讲，印度媒体对一个国家如此密集的报道，近年来实属罕见。

其次，更多的中国记者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第一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驻外记者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分布世界各地，以其独有的视角对形形色色的国际事件进行报道，成为国内民众与外部世界信息联系的桥梁。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在一些世人瞩目的重大新闻现场，在以往中国媒体难以涉足的地方，也更多地出现了记者们的身影。不久前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例。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每遇战争，我国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少数新闻媒体能派记者到一线采访，且人数少，装惫相对简陋。据《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在报道波黑战争时，该报记者还没有手机，当时仅仅为了给国内打一个电话，就要驱车夜行数百公里，从波黑赶到贝尔格莱德。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不但中央级媒体纷纷增强海湾地区的报道力量，一些地方媒体也向一线派出自己的记者（如北京的两家地方媒体以及四川、广东等地的媒体）。地方媒体的加盟，使中国赴海湾记者数量大增。据粗略统计，当时在伊拉克及周边国家参与前线报道的中国记者约有近百人，打破了中国域外战争报道的历史记录。人数增加的同时，记者的装备条件也大为改观。不要说手机了，就是价格不菲的国际海事卫星电话等设备，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再次，中国媒体域外“落地”，形成更大的覆盖面。

以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同胞为主要对象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国际频道）的开播（1992年）以及面向国外观众的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英语国际频道）的开播（2000年），标志着中国电视开始走向世界。近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先后租用了十多颗国际通讯卫星转播国际频道和英语国际频道的节目。经过几次对租用卫星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到2000年底，共有八颗国际通讯卫星转播中央电视台两个对外电视频道的节目。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亚洲地区首先完成电视信号全球覆盖的电视机构。在加快电视信号全球覆盖步伐的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加大了节目在海外落地工作的力度。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电视机构与中央电视台签约，通过各种方式完整或部分地转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节目落地范围涉及119个国家和地区。⑤ 2002年３月底，新闻集团旗下星空传媒集团推出的“星空卫视”在广东开播，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通过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进入美国。在中央电视台挺进海外的同时，一些地方台也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远征计划。2001年12月，上海卫视（继中央电视台之后）落地日本，成为国内首家]]> 程曼丽 Mon, 26 Feb 2007 10:47:07 +0800 一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 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 group) 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 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文革”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 程曼丽 Mon, 26 Feb 2007 10:46:18 +0800 [摘要] 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信息内容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走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

[关键词] 国际传播主体 动态发展 多元转变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 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作一个综合的考察。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1] 。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利用信息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实施其国际战略” [2]。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调查和研究个人、群体、政府（利用）技术（如何）传递价值观、观念、意见和信息的领域，是一个关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促进或阻止信息交流的机构组织的研究领域”[3] 。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个人、团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信息及数据”[4] 。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这类界定侧重于对国际传播现象的描述。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5] 。我国于1992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主”。国内不少学者因袭这一说法。

应当说，以上界定，特别是前两种界定中关于国际传播主体的描述——无论是国家主体说还是多元主体说，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国际传播某一发展阶段内在特征的反映。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国际传播主体，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分析。

我们知道，国际传播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也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中专门用于对外传播的部分）向外传播信息，还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责，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是否与国际网络端口连接、开放本国的信息市场等等；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到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当然，即便是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有通过海底电缆或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私人传播的情形，比如跨国公司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租用卫星转发器；一些国家的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传播行为，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它们只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导传播过程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就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在此传播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

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权利与行为（互动机制比较弱），传播者可以通过媒体将信息传给众多的接收者，接收者却不能以同样的途径将信息反向传回（这种沙漏式的传播模式为把关人实施把关传播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互联网将千家万户连接起来，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区域性的信息环境，进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信息空间]]> 程曼丽 Mon, 26 Feb 2007 10:45:02 +0800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新一波的“中国热”也随之兴起。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 ，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程曼丽 Mon, 26 Feb 2007 10:44:30 +0800

[摘要] 国际传播是信息出境和信息入境两个方向的信息传播活动的总和。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后者是被动接收的行为。前者主要解决如何将本国声音传播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以扩大影响，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如何消除外来信息中的有害部分，进行有效的信息过滤和选择的问题。由于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国家意志，直接涉及一国与他国的关系和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评价，因此，这一部分信息传播历来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它的管理与控制也就成为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各个国家实施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即是对出境信息的控制方法、手段以及控制模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国际传播 出境信息 把关控制

在传播学的控制研究中，大众传播学考察的是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主动施控（对新闻信息的把关控制）和被动受控（来自政治、经济、受众等方面的控制）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传播控制的一般规律；国际传播学考察的则是对于跨越国界的那一部分信息的施控过程，施控主体是政府，呈现出的是传播控制的特殊规律。根据跨越国界的那一部分信息的流动方向，可以将国家（政府）的控制具体分为出境信息控制和入境信息控制两部分。本文将围绕后者进行重点分析。

一、出境信息控制的主要方面

从整体上看，各国政府对出境信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传播主体的出境信息进行把关控制；二是将出境信息传播与国内信息传播进行总体协调。

（一）出境信息的把关

由于出境信息的发布事关整体，事关全局，没有一个国家会任其自由流动，放弃控制的权力。各国对于出境信息的控制首先体现在专事对外传播的媒介机构的建立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英国BBC世界新闻广播、德国德意志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以及我国的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第九频道等，即属此类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大多由国家（政府）提供，被视为政府的“外宣”工具，如果违背国家意志，它们立刻便会遭受惩罚。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为了抓捕本.拉登，即将攻打阿富汗。此时的美国之音不顾政府的劝阻，坚持播出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讲话录音，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动员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惩戒美国之音，政府削减了它的经费，撤销了台长，就连主管美国之音的广播局局长也受到牵连。

各国对出境信息的控制还体现在对传播主体信息发布行为的约束上。对于有条件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各类主体，特别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体的传播行为，各国均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我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颁布实施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和“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针对国际联网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务院于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同时还规定了违反“暂行规定”的处罚办法。2000年，国务院又颁布《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对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信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法规，例如美国的《联邦计算机安全处罚条例》、德国的《信息安全法》、英国的《刑事司法与公告秩序修正条例》等等。

（二）出境信息与国内信息的协调

对出境信息进行把关，只是政府把关控制的一个方面。如果出境信息与国内信息不一致、不协调，出现噪音或相互矛盾的情况，政府对出境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最终也会失效。因此，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对外信息传播之前，各国政府都力求做好国内舆论的引导、协调工作，使之相对统一起来，形成一致的对外传播口径，从而使出境信息传播产生最大的效力。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有着比较强的协调意识。以两次海湾战争为例。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为了“解放科威特”，“建立国际新秩序”，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美国敦促联合国授权以美为首的北约对伊宣战，从而发动了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的局部战争。最初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海湾战争前，美国是伊拉克的盟友，两伊战争中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不料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从朋友到敌人，总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为了帮助民众尽快完成这个转变，“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传媒力图把萨达姆]]> 程曼丽 Mon, 26 Feb 2007 10:41:06 +0800

对中国而言，这种“史无前例的跃进”不但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新闻传播中。

首先，更多的外国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报道中国。

有人曾用“少而偏”来概括国外媒体长期以来的涉华报道，这基本上反映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有学者曾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过一次内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报纸所传播的讯息是消极的”③ 由于中国与世隔绝得太深太久，这种“消极”报道的音调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因直接采用西方通讯社的稿件，其媒体也就应和着这股音调，形成了一种传播上的定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各国媒体涉华报道“少而偏”的情形逐渐得到改变。美国肯特大学中美问题专家评论道：“以往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现在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全都有了，正面的、客观的报道也随之增多，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④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近年来，德国媒体对中国全面、客观的报道多起来了，甚至在报纸上可以见到“我们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些什么”的字样。对于一向居高自傲德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在日本，以“中国”为主题的中、日文网站日益增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形象也更加真实、鲜明地展现在日本人和在日中国人面前；在印度，自今年６月瓦杰帕伊访华后，“中国报道铺天盖地”，６月23日，印度影响最大的月刊《今日印度》在其72版的篇幅内，竟有20版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的集中报道。据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讲，印度媒体对一个国家如此密集的报道，近年来实属罕见。

其次，更多的中国记者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第一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驻外记者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分布世界各地，以其独有的视角对形形色色的国际事件进行报道，成为国内民众与外部世界信息联系的桥梁。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在一些世人瞩目的重大新闻现场，在以往中国媒体难以涉足的地方，也更多地出现了记者们的身影。不久前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例。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每遇战争，我国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少数新闻媒体能派记者到一线采访，且人数少，装惫相对简陋。据《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在报道波黑战争时，该报记者还没有手机，当时仅仅为了给国内打一个电话，就要驱车夜行数百公里，从波黑赶到贝尔格莱德。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不但中央级媒体纷纷增强海湾地区的报道力量，一些地方媒体也向一线派出自己的记者（如北京的两家地方媒体以及四川、广东等地的媒体）。地方媒体的加盟，使中国赴海湾记者数量大增。据粗略统计，当时在伊拉克及周边国家参与前线报道的中国记者约有近百人，打破了中国域外战争报道的历史记录。人数增加的同时，记者的装备条件也大为改观。不要说手机了，就是价格不菲的国际海事卫星电话等设备，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再次，中国媒体域外“落地”，形成更大的覆盖面。

以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同胞为主要对象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国际频道）的开播（1992年）以及面向国外观众的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英语国际频道）的开播（2000年），标志着中国电视开始走向世界。近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先后租用了十多颗国际通讯卫星转播国际频道和英语国际频道的节目。经过几次对租用卫星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到2000年底，共有八颗国际通讯卫星转播中央电视台两个对外电视频道的节目。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亚洲地区首先完成电视信号全球覆盖的电视机构。在加快电视信号全球覆盖步伐的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加大了节目在海外落地工作的力度。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电视机构与中央电视台签约，通过各种方式完整或部分地转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节目落地范围涉及119个国家和地区。⑤ 2002年３月底，新闻集团旗下星空传媒集团推出的“星空卫视”在广东开播，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通过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进入美国。在中央电视台挺进海外的同时，一些地方台也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远征计划。2001年12月，上海卫视（继中央电视台之后）落地日本，成为国内首家]]> 程曼丽 Fri, 26 Jan 2007 10:47:00 +0800